现金价值惹的祸

储涛


　　1999年4月，栗某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88鸿利终身保险，合同规定年交保险费1080元，交费期为20年，保险金额为20000元，现已交纳4年，共计人民币4320元。后因经济状况，栗某决定解除合同退还全额保费4320元，并支付滞纳金，但保险公司却答复按88鸿利终身保险现金价值表的标准退还保费仅2600元，双方成讼。双方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关于88鸿利终身人寿保险现金价值表（以下简称“现金价值表”），虽然双方均提供了该证据，但原告认为此现金价值表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且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原告已经缴纳了四年的保险费，按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在合同解除时被告应当退还原告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且不应扣除手续费；被告在保险单中明确提示：“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的约定书共同构成”，显然该合同内容并包含现金价值表，且合同并没有明确现金价值表就是合同解除时确定现金价值的方式，应视为在保险合同中对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标准没有约定，原被告对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理解发生歧义，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投保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的解释。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全额退还保险费的请求。

【法理评析】

　　本案涉及到保险单现金价值、保险合同争议解释原则等法律适用问题。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又称“解约退还金”或“退保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寿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人寿保险的保险单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人寿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即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担赔偿的责任，同时在缴足所有保险费后，保险公司还应返还相应的现金值。也就是说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平安，还有部分是“储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简单方式是：保单现金价值=投保人已经缴纳的保险费—保险公司管理费用开支在该保单上分摊的金额—该保险单向保险代理人支付的佣金—保险公司已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生育保险费所产生的利润等。一般来说，在投保的前一两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几乎是零，随着缴费的持续，现金价值越来越多，但保险单现金价值少于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本案正是因为保险合同对保险单现金价值的确定方式约定有瑕疵才引发了诉讼。
　　不利解释原则，又称反立约人原则，是在保险合同中特有的原则，根据《保险法》第31条规定，是指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法之所以规定不利解释原则，是因为保险条款有保险公司单方制定，是格式条款，其在制定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利而不能保证公平公证，故在保险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以平衡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很明显，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合同对某事项约定的有歧义，而不是合同没有约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则不应适用该原则。就本案而言，由于现金价值表没有被认定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导致双方对现金价值如何确定没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61规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双方应当重新协商，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交易习惯确定。显然，法院以不利解释原则而确定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就是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是不合理的。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终止时，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保险合同一经履行，就保险人而言，要支出代理人佣金、为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保单管理费等。故在保险合同解除时，保险人不能全额退还保险费，否则有失公平。
　　保险公司之所以没有拿出保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依据，是因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是通过精算师精算的来的，而整个精算过程涉及到保险公司成本的控制等商业秘密，一旦公开势必对保险公司的营运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案例反思】

　　虽然法院判决值得商榷，但是有些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作为保险公司，应当反思自己制定保险条款的漏洞。首先，没有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而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又不会在保单现金价值表中签字，一旦发生争议想把现金价值表争议处理依据，就显得非常牵强。其次，虽然保险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时缴纳保费超过两年的退还保单现金价值，但没有明确保单现金值按照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这样即便是有现金价值表，但由于没有明确其作用，也导致其操作性大大下降。为避免类似争议再发生，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1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或为合同的附件；○2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按照保单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3在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中明确保险单现金价值的计算公式，让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知道在将来解除保险合同时退还的现金值。
　　如何保证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也值得我们思考。诚如原告所述，保险人没有举证证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依据以及合理性，现金价值表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保险单现价值表的计算过程非常复杂且涉及到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保险人不可能为了个案而公开。但是，既然现金价值表是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现金值的确定依据，它必然关系着保险合同解除时双方“返还”财产是否公平合理。既然投保人不能参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就应当有独立的第三方来审核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公平性，以保证在保险合同解除时，对当事人双方都公平合理。但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来看，只有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才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并没有规定人寿保险的保险单现金价值表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这使保险人在制定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时变得随意，不排除其为了商业利益而减少现金价值表中的金额，从而使现金价值表丧失公平。故，新《保险法》修订时，应当将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表列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的范围，以保证现金价值表的公平性。


作者：储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种子质量纠纷中涉及的种子质量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处理种子质量案件难以判定种子质量的，需要委托鉴定机构对种子质量实施鉴定。鉴定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检验结果和检验报告的，极易致使种子纠纷案件成为错案。本文列出几种常见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司法鉴定机构 实施的虚假鉴定，希望种子经营者予以重视。
一、超资质鉴定。
法律规定，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方可对外开展农作物种子检验业务，出具对种子质量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数据和结果的公证数据。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外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种子质量检验结论，都属虚假鉴定。
（一）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的检验机构无资质的质量鉴定。
2010年10月，山东省平原县102名菜农用从宫某处购买的某南瓜种子生长发育的南瓜苗作砧木与黄瓜苗作接穗嫁接的黄瓜嫁接苗不生根，长到3-4片叶时逐渐枯萎死亡造成损失。菜农诉诸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56201元。法院委托农业部某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鉴定事故原因。该检验机构于2010年12月21日得出“鉴于本样品田间生长特性与种子袋上描述的特征特性不符，专家组认为出现此次田间现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砧木品种种子导致的”鉴定结论；制作了未使用“CASL”标志的虚假《检验报告》。
（二）未领取“CMA”计量认证证书的检验机构无资质的质量鉴定。
2010年初，左某介绍某团良种繁育站购买博丰公司KWS9103甜菜种子5000kg，种植户种植该种子造成429hm2甜菜减产损失3311481.11元。司法机关委托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甜菜种子实施质量检验。该中心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于2010年9月14日已被注销，其于2011年4月8日制作了未使用CMA标志的虚假《检验报告》。
（三）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和“CNAS”认可证书的司法鉴定中心无资质的司法鉴定。
2012年8月，内蒙古某地农民种植的马铃薯因病损失惨重，司法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农民种植的马铃薯是否涉及假冒伪劣种子和实际损失进行技术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虽然明知其既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又未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也未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认可，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和“CNAS”认可证书，但是仍于2012年12月25日得出“根据现有证据，涉案马铃薯田所种植的种薯未达到种薯标准，应为劣质种薯”的鉴定意见，制作了三份虚假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送达司法机关。
（四）未领取“司法鉴定许可证”和“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CNAS”认可证书的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无资质的司法鉴定。
2012年5月16日至28日，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接受法院委托，指派两名专家对某公司经营的向日葵品种LH5009的种子是否为假种子和该种子所产商品与销售所附标签陈述的“特征特性”不符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得出了某公司“提供的LH5009是假种子”的鉴定意见并制作了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某公司承担产品质量责任，赔偿损失7938696元。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未领取“司法鉴定许可证”书和“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CNAS”认可证书，无实施种子质量司法鉴定的资质，其实施的司法鉴定显然属于虚假鉴定。
（五）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的转基因生物成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大豆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测试的虚假鉴定。
某转基因生物成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虽然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资质认定领取了计量认证证书，但是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领取《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2009年12月，该中心接受法院委托，对外开展大豆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中的一致性测试业务，得出“在所测试的所有标记中，未发现两品种间存在差异”的鉴定结论，制作未标注“CASL”标志和证书编号的虚假《测试报告》。
二、超范围检验。
对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的检验机构必须经过认定认可，检验机构只能在认定认可限定的能力范围内出具带相应标识的检验报告。检验使用的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不在能力范围的，即为超范围检验。作者遇到的超范围检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超能力范围的虚假检验。
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领取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的附表检验项目范围列明的适用范围中没有甜菜，为满足客户要求和为检验机构争取经济利益，对不在能力范围内的甜菜种子开展检验工作。此情形属于故意超能力范围的检验。
（二）不采用法定产品标准的虚假检验。
2012年，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省等地马铃薯晚疫病暴发流行造成产量损失。内蒙古某地的司法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农民使用某公司经营的马铃薯种薯发生病害造成严重减产的原因是否伪劣种子进行鉴定。农民使用的某公司经营的种子包装袋标注的执行标准是 “马铃薯种薯”，某司法鉴定中心依据“马铃薯脱毒种薯”规定的质量指标项目和规定值判定涉案“马铃薯种薯”不符合“马铃薯脱毒种薯”标准，是假种子。种子质量检验判定标准《马铃薯脱毒种薯》（GB18133）与种子生产执行标准《种薯》（GB4404）不一致，属于不采用法定产品标准的虚假检验。
（三）不采用法定方法标准的虚假检验。
法律规定，种子质量指标的检验方法，应执行采用农作物种子质量技术规范或标准中的方法。博丰公司生产的种子包装袋标注的作物种类是糖用甜菜。糖用甜菜种子国家标准GB19176附录B规定了糖用甜菜种子发芽试验的方法。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接受司法机关委托，检验甜菜种子的发芽率时采用的检验方法是GB/T 3543规定的方法。属于检验方法违法的虚假鉴定。
（四）标准变更后末进行能力确认的虚假检验。
不管是产品标准还是方法标准，检验机构不能使用作废标准开展检测工作。标准变更后，检验机构需要重新进行能力确认。在新标准开始实施到检验机构检验范围变更之间如果按新标准开展检验工作，则是超范围检验。2012年2月，农民因使用某公司经营的大豆种子生长发育的植株整齐度差诉诸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委托某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涉案种子是否假劣种子。该中心判定涉案种子各项质量指标符合GB4404.2-1996规定的良种标准。2012年1月1日GB4404.2-2010已经实施。GB4404.2-2010和GB4404.2-1996新旧两个标准对种子类别的规定不同，GB4404.2-2010规定的种子类别只有“大田用种”，没有“良种”； GB4404.2-1996规定的种子类别没有“大田用种”，只有“良种”。新旧两个标准对净度的规定值也不同，GB4404.2-1996的规定值是98.0%，而GB4404.2-2010的规定值是99.0%。该中心于标准变更后不进行能力确认，仍然依据旧标准从事种子质量检验业务，属于超能力范围检验。
又如，某检验机构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附表检验项目范围列明的检验玉米真实性和品种纯度的依据是DB37/T273-1999，但该机构于2012年检验玉米真实性的依据却是NY/T1432-2007。该机构于标准变更后能力确认前即依据新标准开展种子质量检验业务，也属于超能力范围检验。
三、乱用CASL、CMA、CNAS标志的虚假鉴定。
按照规定，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标注“CASL”、“CMA”标志和证书编号，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种子质量鉴定报告应当标注“CASL”、“CMA”、“CNAS”标志和证书编号。但是，如同农业部某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只标注“CMA”标志和证书编号的《检验报告》，和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既未标注“CASL”又未标注“CMA”标志和证书编号的《检验报告》，并不鲜见。类似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不标注“CASL”、“CMA”、“CNAS”等任何标志和证书编号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也比比皆是。
四、仪器设备不能满足要求的虚假鉴定。
仪器设备是检验机构开展检验的必备工具，设备及环境设施是否满足标准，将直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对检验结果和判定有重大影响。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智能种子发芽箱和电热鼓风干燥箱于2009年10月18日经过校准，技术监督机构签发的校准证书有效期一年。该中心在仪器设备校准证书有效期届满4个月以后的2011年3月16日接受委托，实施种子水分和发芽率试验，于2011年4月8日制作种子质量《检验报告》。该中心的智能种子发芽箱和电热鼓风干燥箱已经远远超过校准的有效期，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五、分包单位不具备资质。
尽管法律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其他机构分包或转委托其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但是鉴定实践中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向其他机构分包或转委托其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例如，某种子检验机构受法院委托田间现场鉴定黄瓜嫁接苗死亡原因是否假劣种子时，委托某农科院五位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得出《专家鉴定意见》，该机构再依据专家意见制作《检验报告》。又如，某种子检验机构受公安机关委托对棉花种子是否假劣种子进行小区种植鉴定时，组织某农科院五位专家进行小区种植鉴定得出《专家鉴定意见》，该机构再依据专家意见制作《检验报告》。由于农科院没有取得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质，农科院的专家没有取得种子检验员资格，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将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交由未获得行政许可和授权的农科院及其专家实施，属于分包或转委托形式的虚假鉴定。

　　武合讲（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菏泽 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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