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51号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业经2011年1月7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2月20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服务机制，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农产品无害化处理的科学研究。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农产品无害化处理操作规程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农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质量安全标准。
　　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并为公众提供免费查询。
　　第七条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发布影响限于本省范围内的农产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和重大农产品安全事故及处理信息。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公布监管措施、监管范围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信息。
　　第八条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应当为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和技术服务，指导其成员依法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第二章　产地管理

　　第九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农产品产地建设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监测制度，定期对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价，健全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监测档案，编制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状况评价报告。
　　第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林业等部门，对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和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产地安全标准的其他农产品生产区域进行修复和治理。

第三章　农产品生产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农产品生产者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第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产品种植大户应当依法按照不同的农作物品种和最小生产单位建立生产记录。
　　第十四条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淘汰的农业投入品；
　　（二）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国家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三）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处理农产品；
　　（四）收获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农产品；
　　（五）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国家规定禁止、淘汰、限制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目录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对其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测。经检测合格的，附具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并标注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单位和生产日期，方可销售。对检测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由生产者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第十六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现其生产的农产品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实施召回，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并报告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　农业投入品

　　第十七条　农业投入品经营实行备案制度。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向经营地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农业投入品购销台账与经营档案，记载其名称、来源、进货日期、生产企业、销售时间、销售对象、销售数量、经手人，并保存2年以上。
　　第十九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状况进行抽查检测，抽查检测的样品应当在生产、经营单位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单位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检测结果5日内向检测部门申请复检。
　　经检测质量不合格的农业投入品，除依法追究生产者、经营者责任外，还应当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布。

第五章　农产品经营

　　第二十条　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实行市场准入的农产品种类、市场类型、区域范围、销售主体和实施时间，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列入市场准入名录的农产品在本省规定市场销售的，应当随附相应的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或者产地证明。农产品种植大户销售自产农产品的，应当随附相应的产地证明，农民销售自产少量农产品的除外。依法需要实施检验（检疫）的植物及其产品，应当附具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以下证书或者证明也可以作为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使用：
　　（一）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
　　（二）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三）有机农产品认证证书；
　　（四）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进口农产品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一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集）贸市场、商场（超市）、专卖店、配送中心、仓储企业等单位在农产品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档案，配备专职或者兼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
　　（二）运输、储存需冷藏保鲜的农产品配有冷藏设施；
　　（三）对场地及使用器械定期消毒，保证经营场所清洁卫生；
　　（四）查验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产地证明以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五）与经营者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明确质量安全责任。
　　第二十二条　农产品销售企业以及销售农产品的个体工商户，进货时应当索取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产地证明以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建立农产品进货记录。销售农产品时，应当向购买者提供以上证明。
　　食品生产加工单位、餐饮企业及集体供餐单位采购农产品的，应当索取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证明，建立采购记录。
　　农产品进货、采购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明令淘汰的农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
　　（二）农药、激素、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四）腐败变质、油脂酸败的；
　　（五）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
　　（六）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第二十四条　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农产品，应当包装上市销售。大型瓜类、集中上市秋菜和易腐易烂等包装有困难的除外。
　　应当包装上市销售的农产品包装使用的材料，应当符合农产品包装和环保要求。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农业、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对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
　　（四）查封、扣押无符合质量安全标准证明或者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及违法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等；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六条　被查封、扣押的无符合质量安全标准证明的农产品，经检测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在补办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证明后解除查封、扣押，退还当事人。
　　被查封、扣押的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由有关管理部门监督生产者、经营者限期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逾期不作无害化处理的，应当监督生产者、经营者予以销毁。
　　第二十七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确认销售的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将检测结果等案件资料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处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监督其对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毁，对个人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销售未经检测的农产品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召回农产品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召回，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按规定建立农业投入品购销台账与经营档案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集）贸市场、商场（超市）、专卖店、配送中心、仓储企业等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未对场地及使用器械定期消毒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未查验相关证明、未与经营者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农产品有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四项或者第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农产品销售企业以及其它单位销售的农产品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四项或者第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处罚。
　　第三十四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二）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供食用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食用的植物（水生植物除外）、微生物及其产品。
　　本办法所称农业投入品是指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或者添加的物质，包括农药、肥料、种子、添加剂、农膜及其他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的物品。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20日起施行。


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