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151号
《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已经2004年1月16日市人民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李宪生
2004年1月2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及时、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防止和纠正行政过错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武汉市执法责任制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和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管理职责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活动中作为与不作为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管理权限，负责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检查，并依法调查处理本市影响较大的行政过错案件。
第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行政机关必须建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并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工作责任目标和岗位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七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规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理由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七）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八）擅自收费或者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九）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十）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二）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及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三）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
（十四）对涉及不同部门的许可，不及时主动协调，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者在本部门许可事项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的；
（十五）其他违反行政许可规定，贻误行政许可工作或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前款所称行政许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征收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征收的；
（二）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设立征收项目的；
（三）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四）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五）实施征收不开具合法票据的；
（六）不出示有效资格证件实施征收的；
（七）其他违反征收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是指征收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行为。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检查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二）无正当理由、事项、内容实施检查的；
（三）不出示有效资格证件实施检查的；
（四）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五）不按法定权限或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六）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七）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八）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擅自设定行政处罚或者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五）违反法定行政处罚程序的；
（六）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七）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八）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十）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一）玩忽职守，对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遭受损害的；
（十二）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超越法定权限采取强制措施的；
（四）其他违反行政强制措施规定，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其他义务的；
（二）依法应当履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法定职责而拒绝履行的；
（三）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经营自主权的；
（四）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违法执法行为。
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管理职责而拒绝履行、无故拖延履行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应予受理而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
（二）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未在办理场所明显位置悬挂办事示意图和公开办事流程图的；
（二）不涉密的服务内容、办事程序、承诺时间、收费标准、监督渠道、办事结果未公开的；
（三）面向社会直接受理业务的窗口单位，工作期间空岗的；
（四）工作人员上岗未按规定佩带工作牌、穿着制服的；
（五）对服务对象不理睬、不答复的，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拖延不办的；（六）对来文、来电，未按规定签收、登记、审核、提出拟办意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报送领导批办的；
（七）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请示、不转送，置之不理的；
（八）公文办理中遇有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部门协商或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未报请上级领导或机关裁决，擅作决定的；
（九）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者丢失的；
（十）制发公文，未严格核对文种、文号、格式、文字及加盖印章，导致发生严重后果的；
（十一）未经领导审定签发擅自发文的；
（十二）未按规定时限发文的；
（十三）未按规定使用单位印章的；
（十四）其他违反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贻误行政内部事务管理工作的。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未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八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领导指令、干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经过听证作出的决定，批准人同意听证主持人的错误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听证主持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不采纳听证主持人的正确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两人以上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第四章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第二十六条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扣发奖金；
（五）诫勉谈话；
（六）暂停执法活动；
（七）调离执法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
（八）辞退；
（九）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和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单独给予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或重要领导责任者，单独给予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行政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于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下行政处分，单独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及以下行政处分，单独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行政处理。
第三十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八）项行政处理、行政撤职或者行政开除处分，其中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单独或者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及以上处分，其中未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行政处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及以上处分，其中未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行政处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1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过错情形的；
（二）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或责任追究承办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或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宴请、参加当事人提供的旅游或娱乐活动的。
第三十二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追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明确而出现认识理解偏差的；
（二）结案后发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事实和案件性质发生变化的，但故意隐瞒或因过失遗漏证据的除外；
（三）因行政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四）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情形发生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因行政过错造成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除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过错责任外，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第五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和程序
第三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各级行政机关设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该机构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监察、法制、人事、审计等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决定是否进行调查；
（二）审议调查或审理报告；
（三）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六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行为实行回避制度。行政过错追究机构成员及其办事机构工作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实行回避。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实施该行政行为的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制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二）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变更、责令履行的；
（三）经行政复议，被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部分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或上级政府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调查处理的；
（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六）上级机关要求调查追究的。
第三十八条 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检举、控告，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应当在7日内审查是否有事实依据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的，应当告知不受理理由。
第三十九条 决定进行调查的案件，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再延长15个工作日办理。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不受理决定不服，或认为不便向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提出投诉、检举、控告的，可向监察机关提出。
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涉及行政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的，应当告知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
第四十二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行政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提出复核或向同级监察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依法向同级人事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复核、复查决定或仲裁决定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
第四十三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应当报送同级监察机关、人事、法制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指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核人，指行政机关内设部门负责人；承办人，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但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本办法所称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过错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主要领导责任者，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过错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人员；重要领导责任，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对造成行政过错负次要领导责任的人员。
第四十五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具体实施办法。有关单位已制定相关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应当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予以修订。本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予以补充和完善。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破产法/破产撤销权/托管债务人/偏颇行为/多重抵押/浮动抵押
内容提要: 破产撤销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行使的主体归属、抵押担保权撤销后撤销利益是否保留以及到期债务清偿撤销中的抗辩事由等问题，是目前破产法理论界认识不一并在司法实务中难以操作的突出问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归属于托管债务人，抵押担保权撤销后的撤销利益应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对到期债务个别清偿中“债务人财产受益除外”这一抗辩规则应结合不同情势加以分析和判断。
破产撤销权是指破产管理人拥有的对债务人临近破产程序开始的期间内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予以撤销并将撤销利益复归破产财团的权利。[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第３４条对破产撤销权的行使要件、行使对象、行使方式等作了规定。但是，无论是从规范分析还是从实务操作的角度看，破产撤销权制度运作中都存在许多较为复杂的理论和司法难题。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以及对偏颇行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抗辩等方面。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企业破产法》第３４条规定：“因本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或者第３３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由此可见，该条规定把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确定为破产管理人。问题在于，《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依照本法规定已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本法规定的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那么，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之后，撤销权是否应当同时转由债务人行使呢？
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企业破产法“在重整程序中借鉴了美国的经管债务人（即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规定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不同的是，在经管债务人制度下同样设置有负责监督事宜的管理人……考虑到撤销权的行使可能与经管债务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我国目前债务人的破产欺诈行为严重，诚信不足，所以撤销权不宜由经管债务人自行行使，仍应由管理人统一行使”。[2]
应当说，我国现行破产法对该问题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和清晰，[3]因为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１款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２款又规定，在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于此情形，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身是否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债务人代行的管理人职权中是否当然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呢？法律规定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当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之后，破产撤销权应当由债务人（以下称托管债务人）行使；[4]并且由于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以债务人（而非管理人）负责重整事务为常态，[5]因此明确赋予托管债务人以破产撤销权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其理由如下：
１．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法定职责决定的。在债务人负责重整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代为行使，《企业破产法》并未另外赋予管理人以破产撤销权。《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一旦债务人申请管理破产重整事务并且得到人民法院批准，管理人的职权便概括性地移转给债务人行使，此时管理人仅仅享有监督权（即便是在破产重整程序终结之后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和监督期间，[6]管理人也仅仅享有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权利），[7]并不享有监督权之外的其他职权，当然也不享有破产撤销权。如果将《企业破产法》的现行规定解释为由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那么既可能与《企业破产法》设立托管债务人的初衷相违背，又可能使重整企业陷入同时存在托管债务人、管理人两个法定代表人的尴尬境地。
２．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双重身份决定的。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务人作为托管债务人，其身份已经不再等同于普通的破产债务人而具有双重性。[8]这是因为：（１）托管债务人既具有债务人的身份，继续负责管理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又具有托管人的身份，担当托管人的全部职权和职责（不含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权和调查权），[9]包括代表破产财团起诉或者应诉、行使破产撤销权并追回相关的财产和利益等。[10]（２）托管债务人的双重信义义务由此开始发生转变。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清算中的企业，其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尚未完全归零，因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将同时维系于破产财团之上，债务人企业中的董事、监事、高管等原本仅仅对债务人企业或者投资者承担的信义义务，此时开始以托管债务人的身份拓展到债权人身上，需要同时对股东和债权人两类不同的主体承担信义义务，具体表现在对破产财团（重整中的债务人）的忠实和勤勉义务方面，履行善良管理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以及包括避免利益冲突、克制自我交易、公平对待所有当事人、尽力使破产财团价值最大化在内的忠诚义务等。[11]由此，负责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并谋求破产财团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债权人利益的平等保护，无疑当属托管债务人的重要职责。
二、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问题
（一）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置模式
债务人就某项特定财产设置两项以上抵押权时，如果前次序抵押权被依法撤销，那么后次序抵押权是否当然升进也是破产撤销权行使过程中亟须明确的问题。抵押人具有足够的清偿能力而未进入破产程序时，抵押权人的次序权或者顺位先后通常不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原因在于后次序抵押权即便属于不足额抵押，由于其有权对债务人的全部责任财产实施求偿，因此通常不存在债权实现方面的风险。但在抵押人陷入破产的场合，抵押财产便成为抵押权得以实现的主要保障，位居次级顺位的不足额抵押债权人，如果不能于先顺位抵押权被依法撤销后获得相应的次序升进，那么其债权余额将被视为普通债权，此时的抵押权实现顺位是否升进问题就显得至为重要。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对此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立法例上，同一标的物之上有多个抵押权存在时，对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理模式有次序升进主义与次序固定主义之别。次序升进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前次序抵押权因拍卖抵押物以外的原因消灭时，后次序各个抵押权当然依次升进；次序固定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在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固定在原次序位置并不升进。
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民法上之抵押权乃为担保债权而设，系从属于主权利即担保债权之从权利。抵押权既系以担保债权之清偿为目的，则于债权消灭时，自无继续存在之理由。[12]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近代抵押权已自保全抵押向投资抵押进化，抵押权所支配之抵押物交换价值，乃是一项纯价值权，自应予以独立，俾得在金融交易市场上流通，扮演金钱投资媒介手段之角色，是以抵押权所支配之上述价值，自应处于独立与稳定之状态，抵押权次序之固定，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原则”。[13]
（二）破产程序中多重抵押之撤销利益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就破产程序中遇到撤销利益是否保留问题的处理方法，笔者主张采用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１．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本身符合抵押权设定顺序的风险差别规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界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明显倾向于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模式。[1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者间一致认为：就债权人方面言，原居于第二次序之二号抵押权，原仅有就第一次序抵押权人受清偿后之余额受清偿之机会，今因偶然情势，跃居第一次序，得受优先清偿，无疑受意外之利益。就债务人方面言，设定第二次序抵押权所负担之利息较高，其他条件亦较苛，若因升进关系，使原居于第二次序之抵押权人得先于他债权人而受清偿，对于债务人极为不利。因之，次序升进办法，极不合理，有急速改正之必要”。[15]应当承认，两相比较而言，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缺陷更为明显，“后次序抵押权人于设定抵押权时，对其次序在后，优先受偿之机会并非十足保障之不利状况，实已充分认知，因此一般而言，后次序抵押权人均以提高利率或约定其他较先次序抵押权人优厚之条件，弥补其不利。然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无论原因为何，后次序抵押权当然升进，此不仅使后次序抵押权人，因先次序抵押权消灭之偶然且通常与其无关之事由，获致原来所未能支配之担保价值，已非合理，且后次序抵押权升进，占用先次序之结果，使得所有人无法利用该先次序抵押权，获取必要与有利之融资，对所有人而言，亦非适当”。[16]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两项以上的抵押权产生竞合时，对抵押权的协议变更和实现顺位采取的是严格限定的立法态度。例如，《物权法》第１９４条第１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物权法》第１９９条还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１）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２）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３）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上述规定虽然并未涉及债务人破产以及前顺位抵押权被撤销情况下的次序安排问题，但从其蕴含的立法精神看，足见其更倾向于倡导抵押次序固定主义的做法。
２．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符合破产法追求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理念。如果说在债务人没有陷入破产境地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更符合担保物权的从属性特征的话，那么，在抵押义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仍然恪守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将会严重背离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债权人相互之间的公平受偿。[17]以此对照破产撤销权的制度功能，[18]其对诈欺行为的撤销，主要在于实现全体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而对偏颇行为的撤销，则主要在于实现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具体到偏颇行为所对应的公平受偿宗旨而言，破产法必须严格区分破产程序开始前、后成立的不同债权，分别确立不同的立法态度，即破产程序开始之后形成的债权构成共益债权，从破产财团中优先受偿；而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债权则构成破产债权，只能按照平等分配规则受偿。如果破产程序开始之前成立的普通破产债权能够通过追加担保或者改变担保顺序的方式获得受偿结果的提升和改善的话，那么都将归于破产撤销的范畴而产生破产撤销权的行使问题。就抵押权而言，“若债务之成立与担保之提供系同时为之者，则非偏颇行为，此乃因为担保权与债务同时发生者，双方所订立之契约，由原始之对人契约变为对物契约，因此担保之要求为约内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有偿行为；而在现有债务后提供担保之情形，担保之要求即为约外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无偿行为”。[19]也就是说，无论是破产程序开始之前还是开始之后，如果担保权的设定是与债权的成立同时发生的，那么不涉及破产撤销权问题，但如果某项债权属于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普通破产债权（现有债权），并且该债权在成立之时并未设置担保，那么在撤销权的法定追溯期限内（我国为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以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为其追加提供担保的行为，即属于可撤销行为，与破产债权公平受偿的破产法原则相悖；同理，如果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之间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受偿次序、受偿比例（不足额担保的场合）等方面的差异，那么，仅仅由于次序在先的担保权的撤销而改变次序在后的担保债权的受偿顺位将同样构成偏颇行为。因为如果不存在抵押权的撤销事由，那么后顺位的担保债权必然因为其不足额担保的事实而使其剩余的无担保债权转化为普通破产债权，但如果此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那么无疑会在该不足额担保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产生厚此薄彼的后果。因此，此时采取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更符合破产法公平对待破产债权的立法宗旨。
三、到期债务个别清偿撤销的抗辩事由
《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从该条关于到期债务个别清偿的撤销要件看，如果债权人要想免于到期债务受偿行为的撤销，那么必须证明其对到期债务的受偿行为符合两项抗辩事由之一：（１）到期债务的受偿发生在债务人达到破产界限之前；（２）该个别受偿行为能够使债务人的财产受益。兹分述如下。
（一）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发生在债务人形成破产原因之前
本来，如果没有破产程序的启动，那么到期债务的个别清偿一般是合法的或者不应撤销的，并且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开始可能事实上没有预知或者不可能预知，因而很难说他们有接受偏颇行为的恶意动机，破产法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撤销，那么就会使债权人大惑不解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20]然而，破产法上对偏颇行为的撤销权或许是“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最能彰显破产程序颠倒乾坤的威力”[21]所在，也是破产法作为一种总括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法之外的个别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差别所在。在债务人并未丧失偿债能力时，债权的清偿是遵从“勤勉竞赛”、“先来先得”的个别强制执行规则，而当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尤其是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前述规则将被“概括清偿”、“公平分配”的破产法规则所替代。[22]加之，民商事法律规范并非全以民商事主体的行为作为其立法本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也是一些民商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本位。正如曾世雄教授所言，当取得利益或取得生活资源的方法合法，但取得的结果却发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时，即产生了应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若尊重取得方法的合法，则利益应归取得利益的当事人；反之，若尊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则应将利益设法调回而归还他方当事人。[23]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即便同样是偏颇清偿行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毕竟明显不同于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两者起码在偏离债权人公平受偿这一破产立法宗旨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从合理平衡破产财团与不同性质破产撤销权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角度看，法律对此应当区分对待。例如，《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项、第４项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的撤销就采取了一概撤销的方式，并没有附加任何抗辩或者除外事由。《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的立法逻辑在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前的１年期内，法律推定债务人是存在破产原因的，此间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一概予以撤销，不允许任何抗辩事由的存在，也不允许以相反的事实推翻法律的推定；而《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对６个月追溯期内“到期债务”的清偿则附加了一个抗辩事由（实际出现破产原因）和一种例外情形（使债务人财产受益）。[24]这样说来，在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对能否行使撤销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在对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这一抗辩事由作出判断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