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新公司法自2005年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曾三次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制度。其中《规定（一）》主要规范股东诉讼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二）》主要调整公司解散和清算事务。

　　2011年1月27日公布2月16日施行的《规定（三）》是公司法解释中内容最多、条款最细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其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确认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出资不实（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对瑕疵股权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条件与方式；六是合理解决名义股东、隐名股东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笔者以公司法三大司法解释为基础，以《规定（三）》为重点对公司实务及司法实践中的若干公司法问题进行评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股东隐名、冒名、挂名的法律后果及其处理机制

　　股东隐名、挂名、冒名状态其实都是一些“聪明人”想出来的招数，其产生的背景与根源似乎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但实际上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喜欢玩“隐身术”的投资者在设立或投资公司时不乐见于正大光明地当股东，而是善于隐藏于“幕后”成为实际控制人。但是，此举往往悲喜轮替、利弊互见，幕后老板们不可不察。

　　（一）隐名投资寻求“显名化”的出路

　　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及其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涉及，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种对立的认定和处置思路：一是全面否认隐名投资的合法性，拒绝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将之仅限制在系与显名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权利；二是充分保护隐名投资行为，对其通过行使“显名化”权利并成为公司股东的诉求不加限制。这两种对立的司法认知状态，实际上强化了隐名投资权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现在好了，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解释三”）的出台解决了这种弊端。

　　根据该解释，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也就是说，隐名投资自此已经不再是一种值得争论合法与否的“妾身不明”之态了，而是成为一种合法的投资形态。最起码，名义股东已不能随意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投资行为效力。此可谓出路之一。

　　更进一步的保护在于，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述规定的要害在于，“实际出资”是取得权益的根本依据，而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工商登记等“外衣”并不是确认投资权益的主要根据。

　　但麻烦在于，当实际出资人发现名义股东存在“挤兑”其合法权益的风险而要求自己直接成为真正的“显名”股东时却无法直接请求司法保护，而是必须要翻越一道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之墙。也即，实际出资人只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这种通过公司股东的“同意”而“准正”的途径，系隐名投资者的出路之二。

　　假如此后公司或其控制人拒绝给原隐名投资者完成股东变更手续、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公示登记的，则可以诉请人民法院给予支持。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股东“隐身术”背后也可能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诸如，投资份额及权益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而且如果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法律状态的话，则幕后老板也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对隐名投资保护的制约

　　隐名股东的麻烦在于，在其回归显名股东的正常状态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能得到公司的认可，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隐名股东权益最有可能实施侵害的人就是其所“挂靠”或“信托”的名义股东。常见的侵害形态是“擅自处分”，即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因此，隐名股东维权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名义股东的否认；二是来自第三方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抗辩。

　　如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挂靠或信托关系的约定或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则来自名义股东否认的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如果约定不明时，则名义股东一般以“借贷”等理由对隐名股东的投资性质进行抗辩。除此之外，来自第三方的抗辩将构成隐名股东的主要法律风险。因为最高法院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调整范畴。

　　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及其法律后果的确认，由于处分人原本没有权利处分标的物，但又必须优先保护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才设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即第三人可以名义股东身份的登记状态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此时，隐名股东必须通过“反证”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投资权益。只有证明成功后，则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才可被否定。

　　（三）挂名与冒名股东的法律后果

　　“挂名股东”（名义股东）的麻烦在于，其不但不是实际权利人，而且一旦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则名义股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如果公司债权人以名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挂名股东是无法对其进行抗辩的。也就是说，挂名股东得首先承担资本补足责任，然后才可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冒名股东”更糟糕，其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民事责任及相应的行政责任。

　　此类问题的处置首要的是应保护被冒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且其应当优先于对第三人债权的保护，因为被冒名受害人的人身权受到了侵犯。这就是公司法“解释三”之所以规定“当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的主要根源。

　　二、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机制
【摘要】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的专有权力，只有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这个决定，其他的任何机关都无权作出该决定。不起诉的主要针对案件和对象是不符合条件的刑事公诉案件，如果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也不能作出不起诉的结论。
【关键词】分类 监督 审查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或者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从而作出的不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案件作出的结论是法定上的无罪，他并不是事实上的无罪。因为许多的不起诉案件的作出是由于嫌疑人的起诉过了诉讼时效或者嫌疑人死亡等，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结论。不过这不是对嫌疑人的放纵，而是现在是法治的社会，我们实行的是依法治国，不是一定要对所有的犯罪都要作出量刑。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结果是法定上判定嫌疑人无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和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我国的不起诉有三种，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可以简称为法定不起诉；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不起诉，可以简称为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可以简称为存疑不起诉。
一、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被告人确实无罪，比如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人民检察院审查过程中证实是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律规定的意外事故等等情况下根本没发生犯罪或者发生的犯罪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必须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所以叫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
还有具体以下条件的也是：1、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几种条件下的判定都属于法律上的无罪，对这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或者不具有诉权，例如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控诉权归被害人行使，或者诉权已经消失，例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因此，人民检察院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毫无酌定的余地。
二、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或轻罪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里的“可以”，不是必须。这种不起诉的条件具体涉及到9个刑法条款：1、刑法第37条规定的情形。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2、依刑法第10条的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 罚处罚而又可以免除处罚的。3、刑法第19条规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又可以免除处罚的。4、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免除处罚的。5、刑法第21条第2款中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免除处罚的。6、刑法第22条第2款中预备犯比照既遂犯而免除处罚的。7、刑法第24条第2款中的中止犯而又具有应当免除处罚条件的。8、刑法第27条第2款中从犯又具有免除处罚条件的。9、刑法第28条中被胁迫参加犯罪，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可以免除处罚的。在以上的9个条件中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只有具备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条件，又符合上诉所涉刑法条款中可以免除处罚的具体条件的，才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对于分化瓦解重大犯罪的犯罪分子可以起到集中力量打击的作用，而在处理轻微犯罪的时候又可以采取宽大处理起到维护公民人身权力的作用。
三、存疑不起诉又称证据不足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确认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胜诉可能时，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有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而无法排除的。对于存疑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在这类案件中，认定嫌疑人构成犯罪有一定根据，但证据不充分，不能在法律上证实犯罪。将这类案件起诉到法院，难以达到公诉的目的。根据无罪推定的精神，对这类案件应当不起诉。但可能时，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进行补充侦查。只有确认在法定期限内无证实可能，才能决定不起诉。这种“存疑不起诉”与“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精神，有益于保障人权。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基于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目的是通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移交法院审判，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检察机关，应该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执行刑诉法第140条、第142条的规定，让不起诉制度充分发挥作用。
人民检察院在独立享有不起诉案件的决断权的情况下会产生独断专权的判断时有三种制约人民检察院的途径：
一、来自公安机关的监督。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确定有罪，然后将该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要求人民检察院追查到底。但是，检察院如果任何案件都是不起诉，那么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就是做了无用功。所以这样之后公安机关就有了两种方式来制约检察院的不起诉行为。1、如果公安机关发现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公安机关可以向作出该项决定的检察院要求复议。2、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的检察机关要求复合、重新审查。
二、来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制约。犯罪嫌疑人对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申诉。这种不起诉是由于相对不倾诉或酌情不起诉作出的。这种申有两种情况：1、申诉针对的是不起诉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服可以申诉，不起诉不服可以申述，申述起诉不服可以申诉，判决不服可以申诉。2、判决裁定的理由不服。酌定不起诉的理由是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但是由于犯罪的情节轻微可以不追究责任。所以在检察院宣布了嫌疑人不起诉决定时，那么嫌疑人也就被判定了实施上已经犯罪，这样会给嫌疑人带来的社会评价将降低。所以嫌疑人才会提起申诉，要求给换不起诉的理由。
三、来自被害人的监督。被害人的监督也有两种途径：1向上一级的检察院申诉。然后提起公诉。2、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由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转换成自述案件的自诉人。

参考文献
[1]孙洪坤：《刑事诉讼法的时代精神》，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专著类）
[2]梅胜：《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不起诉”》，《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04期。（期刊类）
[3]杨越：《试论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免予起诉和不起诉”制度的修改》，《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8年04（期刊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