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


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920314

实施时间:19920314

内容分类:未成年人保护



题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４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人身、财产权益保护

第三章 教育、文化权益保护

第四章 劳动、福利保护

第五章 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第六章 领导与监督

第七章 奖励和处罚

第八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居住和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的保护。

第三条 地方国家机关、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及成年公民应依法履行保护、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保障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四条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本办法。 市、区、县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负责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司法机关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二章　 人身、财产权益保护

第五条 父母、继（养）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或以其他方式残害未成年人。

第六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单位，应对教学、保教用房及其他建筑设施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并按规定申请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安全鉴定；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产权单位应及时维修、改建或重建；有倒塌危险的，使用单位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组织或带领未成年人到江河湖泊游泳或参加其他集体活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并防止血吸虫等疾病的感染。

第八条 家庭和学校应对未成年学生进行交通法规和其他安全教育，防止发生伤亡灾害事故。 车辆行驶遇到未成年学生或幼儿列队横过马路时，应停驶让行。

第九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定期组织未成年人进行体格检查。各级卫生防疫和医疗部门，应保证未成年人享受计划免疫和初级保健，积极预防或治疗未成年人的各种疾病。

第十条 学校和教师应按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课时和作业量组织教学，保证未成年学生必要的娱乐休息和课余活动时间，不得增加其学习负担。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研究和生产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用品、玩具或其他物品。 禁止单位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害的食品、用品、玩具、废弃物或其他物品。

第十二条 严禁对未成年人实施下列行为： （一）拐骗、拐卖、绑架； （二）体罚、变相体罚或殴打； （三）非法搜查身体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四）胁迫或诱骗表演恐怖、残忍及其他摧残身心健康的节目； （五）侮辱人格或侵犯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 （六）诱骗或迫使与他人结婚； （七）其他侵害身心健康和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未成年人因继承、受赠或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和财产纠纷案件，应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和获得财产等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为有特殊天赋或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关心其身心健康，保护其发明创造的智力成果或其他成果不受侵犯。

第三章　 教育、文化权益保护

第十五条 人民政府必须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为弱智和患有残疾的未成年人举办特殊教育学校或特殊教育班，保证基接受教育；城镇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必须统筹规划，配套建设教育、托幼设施。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使受其监护的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适龄未成年人患病或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或免予入学的，应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报经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学校应严格学籍管理，按照规定接收适龄未成年人入学，不得随意责令停学、退学或开除，并与家庭共同做好辍学未成年学生的返校工作。

第十六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德育大纲、教学大纲或保育纲要。家庭应配合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的情况应经常定期进行检查，将学校的及格率、升学率、差生转化率、流失生率、违法犯罪率列为同等重要内容，对学校进行全面考核。

第十七条 教师、保教人员、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都应以身作则，以文明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和正确的方法影响、教育未成年人；发现未成年人有下列行为时，应进行教育、劝阻和帮助纠正：（一）旷课、逃学； （二）早恋； （三）损坏文物古迹、公共设施、花木绿地及其他公共财物； （四）阅读、观看有害身心健康的视听读物； （五）吸毒或吸烟、酗酒； （六）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七）赌博、偷盗、斗殴或辱骂他人； （八）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和不良习气。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严格按人民政府的规定收取费用，不得自立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以罚款等方式惩罚未成年学生或幼儿。

第十九条 规划、工商、环保、公安、教育等部门应按各自职责，互相配合，制止发生在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内及其周边的下列行为，并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一）搭盖违章建筑； （二）违章摆摊设点； （三）侵占、哄抢、破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房屋、财产、设备及其他设施，或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设施移作他用；（四）排放有毒有害的废水、废气、废渣或噪音污染； （五）哄闹、寻衅滋事，干扰、破坏教学、保育及治安秩序； （六）其他妨碍、扰乱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正常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条 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和改善未成年人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城市规划，将未成年人文化娱乐场所移作他用。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和其他艺术团体应有计划地组织创作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作品。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配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学校，积极为未成年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提供方便。

第二十一条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青少年宫、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美术馆、展览馆、体育馆（场）和其他宜于未成年人参加活动的公共场所及其设施，应积极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其中属于经营性的应对未成年人的集体活动给予优惠。

第二十二条 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的审查制度，对不宜未成年人视听的作品，应有明显标志，并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查禁有反动、淫秽、恐怖或封建迷信等内容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场所在营业时间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一）营业性歌舞厅； （二）酒吧、音乐茶座； （三）通宵电影院或上映不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影视片的场所； （四）其他不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 上述场所应设置“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明显标志，工作人员对难以判定是否成年的人有权要求其出示身份证；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应进行检查监督。

第四章　 劳动、福利保护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或帮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学校组织未成年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应严格按国家关于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执行，不得安排其从事有毒有害和有危险性的作业以及过重的劳动。

第二十六条 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机构，解决弱智、残疾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医疗、康复问题；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弱智、残疾未成年人福利事业。民政、劳动行政部门应积极为有劳动能力的已满十六周岁的弱智、残疾未成年人创造就业条件。

第二十七条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收容，并由民政部门送交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护。对成年人携带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由民政、公安部门收容，民政部门负责遣返。对暂时无法查明身份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

第二十八条 市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专项用于未成年人福利事业；财政、审计部门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第二十九条 人民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及成年公民都有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治工作的义务。

第三十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其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擅自夜出不归的，应及时寻找并耐心劝阻和教育。 治安管理人员和成年公民发现未成年人深夜在户外游荡，应询明情况，规劝、帮助其返回住所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未成年人卖淫、嫖娼、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场所和便利。

第三十二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社会各方面对受违法犯罪分子引诱、胁迫而无力摆脱的未成年人应予以保护，并积极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发现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正在或可能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同时采取保护措施。

第三十三条 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采取下列方法矫治：（一）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由其学校和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管教，居（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予以配合； （二）十二周岁至十七周岁，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宜在原校学习，又不够收容教养或刑事处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送工读学校学习，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予支持并承担生活学习费用，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助学金；（三）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责令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行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人民政府收容教养。

第三十四条 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方法，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的预审、起诉、审判等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在羁押、收容教养、服刑期间，应与成年人分押、分管。

第三十五条 对正在服刑或接受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管教单位应加强管理教育，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关学校和单位、社会各有关方面，应积极配合管教单位，共同做好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三十六条 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劳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对工读学校结业、解除收容教养、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罚、宣告缓刑或刑满释放未成年人的就学、就业权利予以保护，不得歧视。

第三十七条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和公开出版物中，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和其他可推继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判决后一般也不宜披露。

第六章　 领导与监督

第三十八条 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检查、处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十九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一）宣传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督促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三）调查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协调处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四）指导各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五）提供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六）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并督促有关部门查处；（七）表彰和奖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十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配合学校开展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二）督促家庭和协助学校制止未成年学生辍学； （三）帮助缺乏教育能力的家庭教育未成年人子女； （四）协同公安派出所、学校和家庭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予以帮教。

第四十一条 新闻单位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依法实行舆论监督，单位和个人不得压制和阻挠。

第四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行为，有劝阻、制止或举报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本人有权直接或通过监护人向侵权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侵权发生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投诉或请求保护。 禁止单位和个人对举报人、投诉人打击报复。

第四十三条 有关单位接到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举报、投诉，应予受理，不得推诿。受理单位发现受理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单位；两个以上单位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收到举报、投诉的单位受理；行政管辖不明或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指定单位受理；司法管辖不明或有争议的，按诉讼法律的规定处理。受理单位应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投诉人、被害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7第七章　奖励和处罚

第四十四条 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在下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不法侵害的； （二）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有益于其身心健康活动的； （三）创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精神产品的； （四）为未成年人兴建、提供活动场所和设施或给予资助的；（五）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的； （六）培训、安置弱智、残疾未成年人的； （七）帮助工读学校结业、解除收容教养、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就学、就业的； （八）其他保护未成年人成绩显著的。

第四十五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拒绝履行抚养义务或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不力的，由所在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居（村）民委员会对监护人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绝履行抚养义务或虐待未成年子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对危险的教学、保教用房及其他建筑设施不及时维修、改造或组织、带领未成年人参加活动不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向未成年人提供有毒有害食品、用品、玩具及其他有毒有害废弃物品的，分别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没收、销毁，并按有关规定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并由所有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自立收费项目和标准，滥收费用或以罚款等方式惩罚未成年学生或幼儿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将所收款项如数退还；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以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规定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或帮工，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有毒有害和有危险性的作业以及过重劳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条 不宜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经营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由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其他损失、损害的，应依法赔偿或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引诱、纵容、胁迫、容留、教唆未成年人卖淫、嫖娼、吸毒或进行盗窃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其行为触犯现行法律、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三条 按本办法规定负有保护未成年人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保护职责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v

也谈劳动法适用范围的扩大
——与吴忠民先生商榷

姚岚秋

2004年2月19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吴忠民先生的《劳动法亟待修改》（以下称“《劳》文”）一文，主要谈了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强化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等三个问题。笔者拜读之后，对吴先生关于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论述有不同看法。
吴先生在《劳》文中称，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理应具有普适性，而“大部分在农村中耕种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相应地，农村大部分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作法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厚此薄彼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中国社会已有的城乡二元机构，妨碍城乡的协调发展，妨碍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笔者对吴先生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主张非常赞同，但认为将农业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无可取之处。
在这里，吴先生误读了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法学上各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角色的社会人。1按照这一定义，凡是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不分劳动的内容、性质和地位与身份，都可称为劳动者。 这样，不仅普通工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劳动者，而且农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吴先生即作此种理解。但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中加以界定。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和使用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整和规范。可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在劳动关系中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具体来讲，是指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2如果脱离了“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除非在企业化的农场里从事有组织劳作的农业工人外，分散地、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来都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道理很简单，农民没有用人单位，他们自己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种特征在小农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我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因此，笔者以为农民不应被纳入《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当然，当农民兄弟们进了企业成为“农民工”时就另当别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者的权利就可以被漠视，城乡二元机构就应当被固化，农村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可以通过与“三农”问题有关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耕地保护法》、《村民自治法》、《户籍法》等来解决。如果张冠李戴，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法律体系的错位就不是小事情了。
反过来，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既然在劳动法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笔者以为，与其盲目缩小劳动者的内涵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如另辟奚径在用人单位身上作文章。
现行劳动法就是通过列举“用人单位”的方式来划定“劳动者”的外延的。《劳动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称为“用人单位”。相应的，只有在这五种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才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上述“用人单位”的共同特征是：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3在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只有这五种社会组织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法》列举的五种组织显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用人单位”的外延。现举两例：非正规就业组织，即城市中的就业困难群体为生产自救而组成的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组织，4如各种社区服务业、家庭工业和小型工艺作坊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即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即原来所称的“民办事业单位”），5如民办学校、民办养老院等。前者类似于企业但不像企业那样组织化和固定化，反映到劳动关系上也没有企业那样正规和稳定，尤其是劳动关系双方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管理相对松散。而后者类似于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但又不具有事业单位的国有性质；虽与民办社团一样具有民间属性，但其财团法人的机制又与社团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格格不入，以传统的眼光来看，更加显得“四不像”。尽管已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这两类新型社会组织的用工行为作出了规范，但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所以至今其从业人员仍游离于《劳动法》之外，成为劳动者队伍的边缘群体。曾经就有一位民办幼儿园教师因怀孕被辞退，她走遍中国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最终告状无门。显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以此让它们的从业人员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或个人。最近几起家庭保姆在家政服务过程中受伤却找不到法定“埋单人”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得家庭能否构成用人单位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现行《劳动法》之所以将家庭排除在“用人单位”以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家庭不具有“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笔者以为，用人单位最关键的特征是与劳动者形成隶属管理关系并支付报酬，“社会组织”只是其外在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讲，是否具有组织化的形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用人单位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既然已经被《劳动法》列为用人单位的个体经济组织绝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那么存在非营利雇佣行为的家庭乃至个人也有理由被认定为用人单位。放眼海外，菲律宾劳动法以及香港地区的雇佣条例都将保姆纳入劳动者的范围，我们的《劳动法》也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将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认定为用人单位，保姆也就有了法定的“埋单人”。
综上，如果在修改《劳动法》时把上述三种用工主体列入用人单位的范畴，就可以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当然，立法的具体情况还要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大众心理的接受度等各种因素而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通过适当地缩小用人单位的内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外延，可以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注释：
1《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41页。
2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4参见2003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
5参见宋大涵主编《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作者：
姚岚秋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法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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