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二项修改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第三项修改为：“北京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二、第五条修改为：“市和区、县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其它条款中的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的规定，相应修改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三、第六条修改为：“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每10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
四、第七条修改为：“公园、林场、风景游览区应当悬挂巢箱，设置鸟食台、水浴场等，对野生动物进行人工招引和保护。”
五、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破坏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罚款。”
六、第十条修改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它特殊情况，需要捕捉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捕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二）捕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和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三）猎捕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狩猎地所在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证。”
七、第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非法捕杀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吊销狩猎证，并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5倍至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第十一条第四款修改为：“非法猎捕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并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第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违反本条第一、二、三款规定的，由区、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捕工具，并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第十六条修改为：“本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第十七条修改为：“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4月16日


法学家的责任

检察日报2000年06月15日
法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作为理性与良知的重要代
表之一，应当有独特的责任。在我看来，法学家的责任至少应该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法学家最首要的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最起码的应当是，
学术上的“我”是真实的“我”。尽管必然会有今是而昨非的发展与
变化，当年的“我”，可能是错“我”，但不应是伪“我”；今天的
“我”，也可能是错“我”，但仍不应是伪“我”。“我”就是“我”，
这就是对“我”自己负责。自己写下的文字，至少在若干年以后，面
对儿孙还敢承认是“我”写的，哪怕在以后看来是错的，而不是说，
那时的“我”并不是“我”。如果那样，实际上就是法学家自己在毁
坏自己。真我，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方面，而无愧于自我，则是另
一方面。我们的法学家都有自己生存的时空，这个时空是特定而有限
的。我们得对得起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对得起那个世界中曾经存在的
我们自己。
　　法学家更要对社会负责。一个真正的法学家也难免媚俗，但不应
永远媚俗，如果长此以往，那就是自己的失职了。相对于社会，个人
自我的完善是等而次之的。我佩服那些勇敢承担起社会责任，对民众
负责的法学家。他们或者奋力精进，以自己的心得贡献于社会；他们
或者教化于社会，以自己的理性引导社会；他们甚至牺牲自己的许多
许多，通过自己都感到委屈的方式，以求奉献于社会。这些，都常常
令我感动。法学家不能有益于社会就算愧对社会了，而用自己的理论
有害于社会就更是罪不可恕。为什么会如此，仅仅因为你是法学家，
而不是别人。
　　法学家要对现实负责。关注现实，是任何时代法学家的必修课，
即使是从事法史研究的学者也概莫能外。关注现实，当然包括实践的
现实和理论的现实这两个方面。那种无缘无故地超脱于现实的法学家，
是否真正具有应有的责任意识，是值得怀疑的。立足于关注现实是一
个方面，不得有害于现实法和法学的发展，则是另一个方面。作为法
学家，你可以阐发许许多多的理论，但你不能对理论进行恶意歪曲以
误导现实，也不能以邪恶的理论，故意地把社会拉向专制，拉向非法
治的倒退。
　　法学家要对未来负责。我们难以不朽，任何时代，不朽的法学家
总是凤毛麟角。人类历史已经数千年了，究竟有多少法学家在历史中
留下了不朽的形象呢？追求不朽，恐怕只对少数大师才具有现实的意
义。而一般的法学家，虽然无法企及不朽，但无愧于后世却是应当努
力的目标。其实这又谈何容易。
　　法学家是法的理性，是法的良知，必须承担起关于法的责任。我
常想，不论在任何时代，哪怕是极其专制的时代，至少，你不能说真
话，但你不是一定要说假话和坏话；即使你不能不说假话和坏话，你
也可以尽量少说假话和坏话。当然，同样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为那
点“科研成果”和“稿费”、为两斗米就不负责任的法学家，无疑顶
不起法学家的桂冠，五斗米、十斗米、百斗米又其奈何哉。孟子所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