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房产权确认案件的审理要点

张生贵


子告母争房产 庭后撤诉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刘某，以母亲王某居住的房产应属母子共同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自己的一份产权，刘某将妻、女一并列为原告，把自己的母亲告上法院，要求判令母亲现住的房屋，原告系共有产权人，主要理由是，母亲现住的房屋系1998年原承租的公房拆迁后安置的房改房，刘某曾与母亲长期居住在已拆迁的公房内，户口一直与母亲为同一户籍，拆迁后安置了一套三居室，母亲以房改房形式办理了私有产权，刘某认为母亲未经自己同意，独自办理产权，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拆迁后安置的房屋，母亲回购时刘某有出资，据此提起诉讼。
　　母亲向法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争产诉称的理由是“一直与答辩人共同居住在公有房屋中”，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有公房的情况是一个单元共四间房，答辩人居住两间（系商业部分配给答辩人的公租房），另两间是大儿媳居住（原系商业部分配给其父的公租房。原告自1985年结婚，只在原拆迁房居住过一个多月时间，此后就搬出此房至朝阳区居住（此房系市委分配给答辩人丈夫的公租房）至今。原告诉称一直同答辩人居住，目的是为争产。答辩人现在居住房屋是1998年拆迁后，根据回迁政策由答辩人购买的房改房，原告一天也未住过。1998年10月末原房拆迁后，答辩人搬到周转房，屋子又冷又湿，原告一家人居住在朝阳，从未与答辩人共同居住过，也未照顾过答辩人。原告住在朝阳二十多年，一分钱不给答辩人，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2001年10月20日答辩人从周转房回迁到争议房，原告诉称“1997年危房改造搬迁，按照当时安置政策，三原告和被告经回迁安置共同取得涉诉房屋，并在2000年回迁时共同出资购买了涉讼房屋产权”。原告此诉与事实不符，1998年10月份，产权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十七个部委）联合成立拆迁办公室，对答辩人承租的原有公房进行改造建设，当时的政策是按原住房套型回迁，与户口没有关系。原告三人以户口在此房为由将自己认定为被安置人口，此理由与国务院及北京市房改政策规定的安置条件明显不符。1998年10月份拆迁公告发布时，原告早就搬离此房十三年时间，且另有住房，不符合被安置的资格条件，其所述户口问题仅仅是空挂户，没有实际居住，不能只依据空挂户口得到安置。原告诉称“2000年回迁时共同出资购买了涉诉房屋”，此说没有证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答辩人是原有公房的唯一承租人，该房屋是答辩人的工作单位分配给答辩人的福利房，答辩人住了五十多年，原告从未出过资，也没有资格购买属于答辩人的福利待遇。2001年10月份回迁时，根据国务院房改政策及原公房承租事实与答辩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将答辩人居住的房屋卖给答辩人，该产权房含有答辩人的工龄优惠，三原告没有资格购买。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规定，老年人的住房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第19条规定，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强行索取老年人财物。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对拆迁回迁安置房的购买人有资格条件限制，而且在房价的计算上往往都有工龄、职务等方面的折算，所以不能象普通商品房一样可以单独依据谁出资或谁的户口挂在此处就确定谁为产权人，该房屋实际上是单位分配给答辩人的福利性住房，购买时以答辩人的名义购买，并计算了答辩人的工龄、职务等条件，从产权角度讲，答辩人是唯一产权人。如果原告对产权登记有异议，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如果原告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权利的状况与不动产登记不一致，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产权登记认定产权的归属，维护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答辩人与产权单位订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改房购买契约合法有效，产权登记程序合法，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不具备承租和购买该房的条件，对诉争房屋不具有共同权利，其诉求主张应予驳回。
　　2010年3月19日经法院审理，原告出示了与母亲对话的录音资料，证明共居及出资的事实，母亲不予认可。王某出示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购房发票、产权证等证据，以证明自己系产权人。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随户口在原已拆迁房，但未实际居住，并非实际居住人，不具备被拆迁人资格，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律师代理词摘录：
案由：所有权纠纷 案号：2010西民初字第934号 委托人：被告
代理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0年3月19日
庭审地点：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庭：

　　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告起诉的理由是，拆迁房内有自己的户口，回购回迁房时有过出资。原告的两项理由能否成为确认房屋产权的依据，答案是否定的。
　　要正确定案，须查明案件中先后涉及到的四处房屋，第一处是“西城区XX号”，也就是争议房，此房来源于拆迁补偿安置后的回迁房，是原告要求确认为共有产权的房屋；第二处是位于“XXX”，这处房屋是被告单位分配给被告的公有住宅，被告在此居住了五十多年，于1998年10月份由产权单位联合拆迁改造，拆迁前被告是此房的唯一承租人；第三处房是位于“朝阳区房屋”，此房是被告的丈夫的单位根据级别待遇分配的住宅，一直由原告居住至今，第四处房是“XXXX的房屋”，这是原住宅拆迁后，被告的过渡房。
一、原告的空挂户口不能享有诉争房屋的共同产权：
　　原告要求确认原告的产权份额，应否得到法律支持，要看原告关于户口事由是否具备确权的法定条件。
　　首先、原告在争议房内没有户口，其户口仅在已拆迁的房内，但在拆迁前十三年就外迁另居，不属于法定应予补偿安置的人口。原已拆迁的房屋是央产房，属于公有房屋，是被告的单位通过实物形式分配的住房待遇，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拆迁公有住房的，应当按照房改政策出售给房屋承租人；参照《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安置危改区居民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原住房建筑面积安置，用于安置的房屋原则上只售不租。第十条规定对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危改区内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并且本人在本危改区外别无正式住房的居民，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视为在本危改区以外有正式住房：本人在危改区范围外的国有土地上住用其父母自有或承租的住房的；第十一条规定了购买安置房的具体标准和条件。同时参照《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给崇文区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公房承租人变更规定及合同填写说明》的答复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第5项规定：承租者外迁或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出租单位同意，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以及《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启用新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 知》，上述规范性文件明确了：1、“外迁”和“死亡”是租赁关系变更的前提条件，即“外迁”和“死亡”都有可能产生变更房屋承租人的情形。2、“外迁”是指房屋承租人另有正式住房后，不再继续在原房居住。外迁后其户口是否也一并转移，应符合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3、如因原承租人外迁而由符合条件的共居人承租其住房时，根据有关规定，应由有关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出租方同意后方可变更。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公房承租人的特别规定，原公房承租人去世后，其同住的家属要求继续租赁的，应当取得公房管理部门或产权人的许可，公房被拆迁安置人是经产权管理单位登记在册持有公房租赁证并交纳租金的承租人。公房租赁合同是合同之一种，受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约束，规范的是公房出租人（产权人或管理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关系，而与其他人无关。至于承租人家庭成员之间关于公房使用的问题，属于承租人家庭内部问题，和公房租赁合同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混为一谈。
　　其次、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被告本人，原告并非承租人，在拆迁公告发布之日原告已从被拆迁房屋外迁十三年时间，且另有住房，也不属于共同居住人，不在被安置范围，无权对被告承租的公有住宅拆迁后回迁房产权享有份额，原告的户口仅仅是空挂，无实际意义。且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房改政策规定的应安置户属于“实际居住两年以上、无其他住房、独立分户”的实质条件明显不符，原告的诉求应予驳回。
　　二、原告关于出资的理由能否成为享有产权的条件，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首先、原告不能提供出资的证据；其次、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政策规定，成本价购买房改房的权属不同于市场条件下的商品房，房改房的回购人具有严格的资格条件限制，享受工龄优惠及住房待遇，即便原告真有出资的事实，也不具备回购资格，不能享有专属于被告以实物方式取得住宅待遇的权利。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和关于房改方的专项政策规定，其主张妨害了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应予驳回。
庭审结束后，原告自动撤回了起诉。
资料：北京公房承租人变更规定
关于对城市公有房屋承租人变更有关问题答复的函
京国土房管法字[2001]167号
崇文区人民法院：
来函收悉。经研究，现对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京政发〔1987〕109号)第12条第5项 规定：“承租者外迁或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出租单位同意，并新订租赁合同”。作为代国家行使公房所有权职能的房屋管理部门，是直管公房的出租人。自市政府109号文件发布实施后，我局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公房租赁管理做了规定。主要有：《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市房经管字〔1991〕503号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京房管字〔199 5〕第172号)以及《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启用新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 知》(市房地房字〔1997〕第946号)。上述规范性文件明确了：
一、“外迁”和“死亡”是租赁关系变更的前提条件，即无论“外迁”和“死亡”都有可能产生变更房屋承租人的情形。
二、“外迁”是指房屋承租人另有正式住房后，不再继续在原房居住。外迁后其户口是否也一并转移，应符合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如因原承租人外迁而由符合条件的共居人承租其住房时，根据有关规定，应由有关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出租方同意后方可变更。
此复 二00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启用《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通知
（京房管字［１９９５］第１７２号）
各区县房地产管理局、各自管房单位、各房产经营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公有住宅的管理，建立正常的租赁秩序，适应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市房地产管理局统一制定了新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决定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市公有住宅范围内予以启用，请各单位在１９９５年房改调租时，一律使用新的合同文本。
　　特此通知。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
张生贵整理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 13240422999

试析当前民事审判效果的价值取向

左志平 王晓红


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的审判活动，也是人民法院展现司法公正、体现司法为民的重要内容。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们，始终以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其价值追求，使民事案件的处理既体现法律正当性，即公正、公开、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又体现人文关怀性和社会稳定性的审判为民司法理念。当前，我国处在经济形态的转型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颤变期，各种民商事纠纷不断出现，民事审判在人民法院的各项审判中任务是最为艰巨的、最为敏感、也是最为体现公信度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与法律确定性的局限，难以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笔者为此就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和所学的浅薄理论，对民事审判效果和其价值取向问题，浅述自己的个人见解。
一、问题的提出
1、李某是巷口桥村的村民，耕种非包产的荒地7亩，2003年6月其与他人的荒地被司尔特化肥有限公司依法征用，巷口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土地征用费的问题，最后形成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给予李某等人每亩耕种和青苗费700元。李某不服该项决议，认为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系无效决议，损害自己的民事权益，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撤消决议。法院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起诉。
2、郑某1994年被工商局下属工商所聘请为公务车驾驶员，工作上一直表现较好，2004年2月底，郑某驾驶的车进行维修，工商局于是口头通知郑某解除双方的聘用关系，自下个月起不要来单位上班。因双方为经济补偿发生分歧，郑某申请仲裁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工商局给付经济补偿金、办理社会养老、医疗保险。法院审理支持了郑某的诉讼请求。
问题： 1、法院的判决是否具有法律的正当性，2、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达到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当前影响审判效果的成因
法律效果，是指法在社会中运作所产生的社会现实状态和社会现实效应，也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期待和要求社会应当达到的一种预期状态。法律效果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面。社会效果是指法律或判决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影响。社会效果的好坏主要看法律作用的结果能否达到法律的预期目标。审判效果是法律效果在社会效果中的具体体现，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现实载体，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平台。审判效果是以适法性作为其评判标准，但在社会的嬗变期，又要有例外作为补充。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发展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时期，法院民事审判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法院民事审判进行了审判方式、裁判文书等多项改革，目的是把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最为有效的统一。由于在社会发展的嬗变期，民事审判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加之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契合存在冲突。如在审理涉及公民诉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的民事案件时，法官既要考虑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政府的工作困难和普遍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以牺牲个案的法律正当性，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来支持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利益，注重的是社会效果。如在审理涉及弱势群体的集体诉讼案件中，是以损害一方利益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确保社会效果，还是以不损害他方利益为前提，注重法律的正当性、确定性、权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以损害一方利益而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来实现社会效果。如新类型的案件、一般的民事案件，法官在处理纠纷时，考虑的法律效果，而很少注意社会效果问题，因为特殊的案件法官审理时，由于法律的盲区和漏洞，在没有具体法律条款适用时一般运用法律原则和司法解释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不会轻易使用政策，法官为使审判案件不出现差错，往往小心谨慎去追求法律效果。因此，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在发展与稳定之中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①、只注重法律效果，对个案的处理不惜牺牲社会效果；只注重法律规定，不顾及社会对法律的发展要求。②、一味的追求社会效果，只讲法律适应社会，不惜牺牲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前者必然导致法律教条主义，后者必然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这两种表现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矛盾难已消除，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陷入两难境地。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进步与法律的滞后、法官的思维与现代司法理念之间的契合问题，是人们对审判效果的价值评价的衡量缺失所致。在问题提出中的两个案件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案例1是片面的追求社会效果，而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利，剥夺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因为他有诉权，其要求确认决议无效的请求具有可诉性，然而因涉及群体性稳定，法院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显然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损害的是审判法律效果。案例2是片面追求的是法律效果，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就案办案，没有考虑社会效果，虽然法律效果很好，但影响了改革的进行，社会效果不好。因为现在行政机关正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解决机构人浮与事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解聘雇佣人员是在改革之必然。对于解聘人员的补偿等问题，应当考虑其全局性，法官要在诉讼中注重调解，正确引导被解聘人，进行法律宣传和改革的意义，在实现法律效果的同时，不引起连锁的反映，使人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实现社会效果。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是审判效果的价值要求
审判效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现实载体，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平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审判实践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审判理念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关系到司法公正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裁判正确，才能提高质量，才能公正司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是要明确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价值标准，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实现的目标，对于审判效果而言，它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颁布的现行有效的法律，作出正当的裁判，让当事人能够知道自己败诉、胜诉的原因，让其他人确信法院裁判的正确，以彰显法院的公信度和满意度，以其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审判效果的价值取向，是法官审判案件的终极目标。
四、实现最佳审判效果的几点思考
最佳审判效果就是完美的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何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才能够实现：
（一）、用现代司法理念统一司法审判。现代司法理念，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即“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人民法官必须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开、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并自觉地以这些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运用和驾驭具体的法律理论和知识，正确思考和解决各种法律争议”。现代司法理念可以概括为司法独立理念、法律至上理念、司法公正理念、司法高效理念、司法文明理念等五个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衡量法官进行公正司法审判的重要标准，法官在进行民事审判活动中，必须以中立、平等、透明、公开、高效、独立、文明的要求审理每一个案件，使审判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正确处理公正司法与司法为民的关系。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它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民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必须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理解人民法院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宗旨。法律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法院公正执法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本身就是给全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一种利益。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机关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实现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必须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不动摇。司法公正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司法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使每一个当事人，走进法院的时候，有一种非常信任、非常安全的感觉，让每个当事人感觉到我们的法院是真正为人民的。
“公正与效率”与司法为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个世纪主题。司法机关掌管国家的司法大权，公正是它的生命。效率对于公正是一个必要的补充，我们通常会说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正可言，或者说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公正与效率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就是司法为民，就是要求我们通过公正的审判，通过有效率的审判来维护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关键在于国家法制是否完备、统一，司法裁判是否公正、高效，人民的利益在司法活动中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要做到公正、高效，以实 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宗旨，不断推出和落实司法为民的具体措施，并切实将其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始终。只有这样，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才能真正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本质要求。才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三）加强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法院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法官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特的职业属性，即独特的知识、技能和法律思维：法官不仅具有理论素养和法律知识，还应具备实践素养、审判技能和经验。这就要求要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和长期的司法实践，意味着法官具有优秀的人品道德和司法操守，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够刚正不阿、公正高效地裁决社会纠纷案件，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立的地位，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地位，一切皆决于法，只服从法律。 法官职业化建设，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增加社会公众对法官的尊重和法律的信仰，增强司法权威。法官职业化有利于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职权的真正回归。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要求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具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接受统一的职业训练。惟此，才能使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出现偏差，才能保证司法公正。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可以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坚定的法治信仰、良好的专业训练、娴熟的司法技能、优秀的职业养成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的整体，从而形成特有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可以起到“大浪淘沙”的效应，使审判权掌握在高素质的精英法官手中，发挥法官在法治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法官职业化，有利于保障法官中立和独立的审判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官是维系国家法治的特殊群体，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实现程度，对法律功能的发挥起着很大的作用。法官职业化的重要尺度在于审判的中立和独立程度，因为司法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地对法官提出严格的职业化要求，法官必须具有特殊而鲜明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特征，这是一条必然的法治道路。 法官职业化，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提高司法权威。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官的信赖。近年来，少数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极少数司法人员甚至徇私枉法，这与法官队伍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培育一支具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法官队伍。只有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唤起人们对法官的高度尊重，才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公信力，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才能实现审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①、《关于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的几点思考 》作者王思华，载2004年8月中国法院网
②、《论人大监督与司法为民》作者苇河林区基层法院 ，载2004年7月中国法院网
③、《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原因分析》作者李金耀，载2004年3月中国法院网
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