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42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这是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追诉标准，其中第二项中“损失”如何界定，实践中有不同认识。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第4条关于五类贷款的定义规定:“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这里“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就是穷尽一切救济手段的意思，此后仍无法收回的贷款才构成损失。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下称《规定》)规定:“本规定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有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且无法清偿债务;(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这里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是人们通常对“损失”的理解;而“已无法实现债权”说明，只有穷尽一切救济手段后仍无法实现的债权，才能认定为“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

笔者认为，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损失可参照《规定》的有关规定加以确定。首先，违法发放贷款罪与渎职犯罪同属刑法上的身份犯，即特定身份的人利用其特殊身份(特定职务)实施的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实质上是广义的渎职犯罪，可视为渎职犯罪的一个特例。因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导致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渎职罪的共性。因而，在“损失”的界定上不应存在双重标准，《规定》的“损失”界定同样可以适用于违法发放贷款罪。

其次，这是司法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统一通常是指在一个单一制国家，除非立法上有特别规定或者发生更替，不同的司法机关或者同一司法机关在不同时期就同类案件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应当保持高度一致。目前，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损失”没有作出特别规定或解释时，就应当适用现有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

再次，《规定》对“损失”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列举性规定，便于实际操作。

综上，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无论合法还是违法，都可能出现逾期不能归还的问题，但不是所有逾期未收回贷款都构成“损失”。要允许金融机构或违法发放贷款人运用各种合法手段收回贷款。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损失”在刑事法律尚未作出规定之时，应当直接适用部门规章的规定。考虑到刑事司法解释已存在对类似的渎职犯罪中“损失”的确定方法，在具体确定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损失”时，可以参照《规定》的相关规定，比如应明确在采取一切合法救济手段后于立案时仍无法收回的贷款，才是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直接经济损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检察院)
摘要：本文仅就“婚内强奸”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强奸罪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并对“婚内强奸”是否与“夫妻双方的同居义务相悖”进行浅论。
关键词：婚内强奸 强奸罪 夫妻 同居

前言：因“婚内强奸”入刑的案例在我国已经不止一件，但是，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并不因为先前存在因“婚内强奸”而入刑的案件就将这些案件作为以后发生案件的判案依据，目前，我国法律上并不承认“婚内强奸”，本文仅就这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浅论。
正文
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或者故意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在所有的国家，强奸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婚外强奸”就是指刑法条文中的“强奸罪”。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年满14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但是在共同犯罪的条件下，妇女教唆或者帮助其他男子强奸被害妇女的，以强奸罪的共犯论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婚外强奸”的主体就是指除了与自己建立起夫妻关系的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也就是说，“婚外强奸”与“婚内强奸”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区别。
“婚外强奸”与“婚内强奸”的共同点就表现在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相同，犯罪主观方面相同，犯罪客观方面相同。所侵害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犯罪的主观方面均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强行奸淫妇女的目的。客观方面，均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使妇女不能抗拒、不敢抗拒的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或明知妇女不知情，以诱骗、诱导的方式，让妇女同意与其发生性行为。
“婚外强奸”与“婚内强奸”的相同点很好理解，难点在于两者构成犯罪主体的区别以及如果在婚姻法上正式成立了“婚内强奸”从而把“婚内强奸”的“强奸行为”也作为“强奸罪”而在我国刑法中入罪，那么是否与婚姻法中夫妻双方自结婚以后便具有同居的义务相悖呢？这正是理解“婚内强奸”这个概念内涵的难点也是重点。在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也未对婚内强奸进行规定。当然，在婚姻法中没有规定“婚内强奸”行为，更未出现在刑法典中，在目前我国的刑法中，并不承认“婚内强奸”行为，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与自己的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并不构成强奸罪，这可能主要考虑的是“婚内强奸”在刑法上入罪的条件还尚未成熟，另一方面还考虑到把“婚内强奸”作为“强奸罪”进行取证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这种行为是在夫妻共同生活过程中发生的，外界一般无从得知，现场也不易保护，即使有性行为，也很难认定是否采用了暴力或胁迫的手段，妻子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更是无从查证，最终定罪的难度非常大。比如说妻子在法庭上举证说自己被丈夫强奸，举出证据说明自己已经与丈夫分居多年，而后又举出丈夫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但是这并未能充分说明当时丈夫与其发生性关系就是违背妻子个人意志的，丈夫可以举证说自己近段时间与其妻子感情已经复合，虽然曾经有分居的客观现实，但是现在两人却恩爱有加。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很难操作，也很难找到有利于妻子的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这三要素的证据并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但是，如果丈夫的“强迫性行为”对其妻子造成伤害，达到法定标准的话，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
当然，在目前的法学实践中，有关学者正在积极呼吁“婚内强奸”的入罪，同时，也为这一行为的入罪积极地做着理论及实践操作方面的努力。因为从法律条文和理论上来讲，“强奸罪”的定义及内涵就是已经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男子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在这里，并未强调犯罪主体是否必须是自己的已婚丈夫还是陌生人，而“婚外强奸”与“婚内强奸”的主要区别正是犯罪的主体方面具有的特殊性。因此，只有在我国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在各位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真正做到保护妇女的应有权益可能才会真正实现。
另外，“婚内强奸”是否与“夫妻双方的同居义务”相悖主要存在一个甄别。就是“夫妻双方的同居义务”是不是法定的。同居，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并不仅仅指夫妻在形式上共同生活于同一场所， 还包括夫妻间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慰藉， 物质上的相互扶持以及夫妻间应有的共同的性生活三个主要方面。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同居义务。但是，基于同居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将婚后“未同居”、“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三年”、“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一年” 等视为婚姻名存实亡， 作为认定夫妻感情却已破裂的具体标准。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调解无效”，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同居既然并非夫妻的法定义务，夫妻一方自然不得提起履行同居义务之诉。对于夫妻同居问题，应由夫妻自我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不得违背对方意志强迫与之发生性行为。如果一方不愿意同居或者不愿意继续同居生活，另一方可以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请求离婚，并以此为理由要求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因此，既然夫妻之间的同居义务并非是法定的，那就是说，妻子可以不履行自己与丈夫的同居义务，当然也可以不履行其中的相互发生性关系的义务，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那就可能构成“婚内强奸”（当然，前提是婚内强奸已经立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婚内强奸”立法的话，并不违背现行的婚姻法，因为现行的婚姻法也并未将“同居”作为法定义务。
因此，在这里，笔者呼吁我们的立法者、专家加快健全法律法规的步伐，尽快弥补法律中的空白，尽早做到更好的维护妇女的权益，同时也加快了我国由法制社会迈向“法治社会”的步伐。
结语
将“婚内强奸”立法甚至入刑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从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来讲，将“婚内强奸”立法甚至入刑有一定必要性。

参考文献：《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杨培《论夫妻同居义务—空床费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1年1月1日实施。


作者：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马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