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优抚对象优待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和社会对优抚对象的优待，激励部队士气，巩固国防，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优抚对象是指：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及其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和复员军人、退伍军人。
本办法所称的家属是指：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依靠军人生活的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妹，以及军人自幼曾依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
第三条 优抚对象应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优待。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均应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接到军人立功或获得荣誉称号的喜报后，应向其家属庆功报喜；接到军人牺牲、病故的通知书后，应对其家属进行抚慰。
第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对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和病故军人家属，发给定期抚恤金；对未参加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复员军人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发给定期定量补助费。
第六条 在义务兵服现役期间，按规定发给优待金。对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发给优待金，优待金标准不低于乡办或村办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奖金的百分之五十。对家居城镇的义务兵，按照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发给优待金。
第七条 义务兵超期服现役的，凭部队团级以上机关的通知，对其家属或本人继续发给优待金；服现役期满后无部队通知的，停发优待金。
义务兵在服现役期间被招收为军队院校学员的，可按其原军种的服现役期限，对其家属或本人发给优待金，但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学员和军队文艺体育专业人员除外。
义务兵在服现役期间立功受奖和超期服现役的，增发一定比例的优待金。
第八条 在职入伍的义务兵在服现役期间，其供养的直系亲属仍享受原单位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
第九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和病故军人家属，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给予优待，优待金标准不低于义务兵家属。
家居农村生活有困难的领取伤残抚恤金的革命伤残军人、未参加工作的复员军人和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视其困难程度，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给予适当优待，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十条 各地区、各单位应指定工作部门负责拥军优属工作，从组织、制度、经费等方面保证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经常关心并帮助本地区、本单位优抚对象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实际困难。
第十一条 街道、乡、镇应建立和健全群众性的拥军优属服务组织，为社区内的优抚对象提供各种优待、服务。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优抚对象，应实行定人员、定时间、定内容的服务。
有条件的街道、乡、镇可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也可设立爱国拥军奖励基金，对立功或作出重大贡献的现役军人和家属以及拥军优属先进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
第十二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各自的工作，对优抚对象分别给予优待：
（一）劳动部门对革命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的直系亲属，应按有关规定安排一人就业。企业事业单位在招工时，对符合招工条件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和二等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二）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因病就诊时，医疗单位应当优先治疗。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因病治疗无力支付医疗费的，区、县卫生部门应当酌
情给予减免。对二等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就诊，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免付挂号费。
（三）粮食部门对革命伤残军人，按其伤残等级，在粮、油、豆制品等方面给予照顾供应。
（四）供销、物资部门对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和革命伤残军人的建房材料，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供应。
（五）影剧场馆应优先照顾革命伤残军人购买电影票和戏票。
（六）革命伤残军人乘坐国营的火车、轮船和国内民航客机以及国营、集体、个体工商户的长途客运汽车，凭《革命伤残军人证》，按规定享受减价优待，交通部门应照顾其优先购票。
（七）革命伤残军人游览公园，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免购门票。
（八）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举办的学校上学，免交学杂费，入国家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免交托费、管理费中由家长承担的部分。革命烈士子女和革命伤残军人报考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的，录取的文化和身体条件应适当放宽。
（九）各部门、各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应将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现役军人计为分房人口。对革命烈士家属、二等以上革命伤残军人住房困难的，所在单位应从优解决；所在单位无房源的，由主管部门统筹解决。无工作单位或非正式职工的，由共同生活的亲属所在单位解决；全家
无工作单位或均非正式职工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对现役军人家属、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的住房困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十）煤气公司对革命烈士家属和三等甲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申请安装煤气、液化气的，应给予优先照顾。
（十一）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革命伤残军人，应享受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职工相同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优先安排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有劳动能力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复员军人进乡办、镇办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积极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并纳入重点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的规划。

供销、银行、物资、粮食、工商、科技等部门应在资金、物资供应、技术辅导、信息提供、颁发工商执照和产品收购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第十四条 义务兵入伍前的责任田和自留地，在其服现役期间应继续保留。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帮助缺乏劳动力的优抚对象，种好承包责任田和口粮田。
对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和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免除义务工。
对家居农村的复员军人，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适当提高退休、退养金待遇的办法，保障他们的生活。
第十五条 保护现役军人的婚姻，对破坏军人婚姻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在优抚对象被判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被通缉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十七条 对模范执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由市人民政府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批准的革命烈士，其家属的优待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上海市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办法》同时废止。本市过去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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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

───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被某地公安人员抓获后移送归案。审问时，除丙、丁二人揭发甲动手实施伤害曾某行为外，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
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
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
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
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向阳